论“易为君子谋，不为小人谋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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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“易为君子谋，不为小人谋”“易为君子谋，不为小人谋”语出张载《正蒙》大易篇第十四。张载字子厚，陕西凤翔人，生于宋真宗天禧四年(公元1020年)，卒于宋神宗熙宁十年(公元1078年)。

论“易为君子谋，不为小人谋”

　　“易为君子谋，不为小人谋”语出张载《正蒙》大易篇第十四。张载字子厚，陕西凤翔人，生于宋真宗天禧四年(公元1020年)，卒于宋神宗熙宁十年(公元1078年) 。因为他家住在横渠镇，并曾在横渠镇讲学，所以后来学者称他为横渠先生。
　　原文：“易为君子谋，不为小人谋，故撰德于卦，虽爻有小大，及系辞其爻，必谕之以君子之义。一物而两体，其太极之谓与！阴阳天道，象之成也；刚柔地道，法之效也；仁义人道，性之立也。叁才两之，莫不有乾坤之道。”
　　首先，有必要简述一下历史上“君子”、“大人”和“小人”概念的演变。
　　《周易》原为卜筮之书，历史上早有定论。今人李学勤先生从帛书《易传》肯定了孔子所作的《易传》之主体结构形成应和《论语》处于差不多的年代。《周易》占断的范围涉及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，表现出一些朴素的思想。易辞中反复区分和告诫人们注意“君子”的“小人”不同，此例甚多：师上六、泰、否、大有九三、剥、遁、大壮九三、革上六以及含义隽永的姤卦等。特别是那些“小人勿用”的爻辞，更当引起占筮者的注意。恰如《系辞》云：子曰：君子安其身而后动，易其心而后语，定其交而后求，君子修此三者故全矣。易曰：“莫益之，或击之。立心勿恒，凶。” 但综观全经，对“君子”、“大人”　和“小人”的概念在总体上是无倾向性的。
　　而《论语》中体现的思想却有明显的抬举君子、贬抑小人的倾向：如“君子泰而不骄，小人骄而不泰。”（《论语·子路》）“君子坦荡荡，小人长戚戚。”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
　　孔子并未否认易为卜筮之书，也曾用《周易》占过,但更重视《周易》中的德行修养。帛书《易传·要》记载了孔子对占筮所持的态度：
　　子赣曰：“夫子亦信其筮乎?”子曰：“吾百占而七十当，唯周梁山之占也，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。……史、巫之筮，向之而未也，好之而非也。后世之士疑丘者，或以易乎?吾求其德而已，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。君子德行焉求福，故祭祀而寡也；仁义焉求吉，故卜筮而希也。……”
　　因此，有学者认为，帛书《易传》中除明确记载了孔子晚年研《易》的勤恳之外，还表现了孔子从《易》中深切体会人性思想的成就，更将筮书《易》变为言德之书，开辟出义理易学的新途径。但与此同时，“君子”、“大人”和“小人”概念的内涵却悄悄发生着转变。
　　其次，来看人格的形成与“君子”、“大人”和“小人”的关系。
　　在西方心理学上，人格是指一个人一定不变的特有品质。这种特有品质内在表现为心理特征，外在表现为行为，心理特征支配、指导着行为。奥地利个体心理学家阿德勒(Alfred Adler)认为，在人格形成中有三个因素在起作用：一个是遗传机体因素；一个是环境、社会因素；还有个人生活方式的实践因素。在这三个因素中，机体因素提供了可能性，社会因素提供了引诱力，而个体的实践活动把前两者结合起来，使可能性变为现实性。
　　《周易.系辞上》曰：“易与天地准，一阴一阳谓之道。圣人之作《易》也，将以顺性命之理，是以立天之道，曰阴曰阳；立地之道，曰柔曰刚；立人之道，曰仁曰义。”易有天地人三才，阴阳以贯之，在自然界曰天曰地曰寒曰暑，人类社会中则曰君人小人天子百姓。孟子作《性善》，认为“人性皆善，及其不善，物乱之也”。王充在《论衡·本性》中说，“人禀天地之性，怀五常之气，或仁或义，性术乖也”。中国的传统思想中，道德观念的具体体现为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“五常之气”。伦理道德观念在每一个人身上的体现不同：禀气厚者性善，禀气薄者性恶。此乃君子与小人之别也。
　　尽管现今社会不应把人机械地分成三六九等，但人们思想觉悟、素质水平确有高低不同。古人说，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。君子乐得其志,而小人乐得其事也；君子志在大道,在于顺天应时护国佑民；君子有范仲淹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”的胸襟和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抱负；小人有患得患失、积小恶而为之的陋习。君子为事业甘愿牺牲个人，小人为己利而宁肯毁事。故君子在具体事件上常常斗不过小人。
　　印度俗语：播种行为，就收获习惯；播种习惯，就收获性格。老子云：合抱之木,生于毫末；九层之台,起于垒土；千里之堤,溃于蚁穴。长期的对待“小恶”、“小善”的不同态度，水滴石穿地造就了人们不同的道德观念与行为规范，使“君子”和“小人”成为水平高低的两极。
　　最后，应强调对“易为君子谋，不为小人谋”的“今用”
　　我想，我们今天研究易经，目的主要不是钻进故纸堆，而应特别强调“用”，即将易之精髓与当前的经济生活联系起来。探讨“易为君子谋，不为小人谋”的意义，同样在于理解后的“今用”。
　　易词简约而意深，字里行间的意义需要反复琢磨才能理解，动机与结果之间并非想象的那么单一和直接。左传载，昭公十二年，南蒯欲反鲁投齐，占得《坤》之《比》，五爻动，“黄裳，元吉”。惠伯问：你要做何事？南蒯不语。惠伯曰：此卦外刚内顺，占筮虽有利，但没有忠信义三德，不能担当此爻之美意，否则要失败。后南蒯果败。还有，前些时候，曾出现贼盗先占经而后行窃的报道，这些都成为“易为君子谋，不为小人谋”的最好例证。
　　王夫之曰：“易为君子谋，不为小人谋。然非张子之创说也。礼，筮人之问筮者曰，义与？志与？义则筮，志则否。文王、周公之彝训，垂于筮氏之官守且然，而况君子之有为有行而就天化以尽人道哉。……自愚者言之，得失易知也，吉凶难知也。”意思是说，易对一般人言能占出得失，但对君子而言，应不止于个人得失，为国家社稷着想，在大吉大凶之前而见高风亮节。
　　《三国演义》第九十回里，诸葛亮南征孟获，将兀突骨并三万藤甲军，烧得互相拥抱，死于盘蛇谷中。孔明在山上往下看时，垂泪而叹曰：“吾虽有功于社稷，必损寿矣！”诸葛亮易断天机，未尝不在战前预料了吉凶悔吝，然而他以国家为重，全然抛却自身安危。
　　在“无义战”的春秋末世，孔子认为，作为一个“君子”，必须知命：“不知命，无以为君子也。”（《论语·尧典》）科学技术的不发达，使着人类渴望知道宇宙的命运、国家的命运以及个人的命运。越是处在充满危机和不安定的氛围里，这种渴望就越强烈。慢慢地，关心国家社稷的安危，就成为历史长河中君子（大人）自觉的理性追求和行动。中国优秀先哲们“进则兼济天下，退则独善其身”的遗传基因，一直传承为近现代以来中国仁人志士“振兴中华，放眼世界”的磅礴气概。在此意义上，“易为君子谋，不为小人谋”的优秀而深刻的思想内涵理应继承和发扬，用以带动“小人”的转变与道德水准之提高。
　　《系辞》云：是以君子将有为也，将有行也，问焉而以言，其受命也如响，无有远近幽深，遂知来物，非天下之至精，其孰能与于此。
　　学易当至此境界否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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